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范式的10个转型

在全球数字文明重塑文化秩序的进程中，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正经历从“符号输出”到“文明共生”的范式跃迁。技术进步不但驱动传播路径更加优化，更是推动了文明对话逻辑的量子跃迁，为21世纪世界文化传播提供了中国智慧、世界范式，具体体现为10个较为明显的范式转型。

1.传播内核升级：从“人文+科技”向“科技+人文”转型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包括中国科技传播，但传统的传播方式将中国科技作为文化的一种呈现形式进行传播，并未充分发掘科技自身的科学元素，这种传播能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软实力，但科技实力的展示不足，长此以往，就会给国外受众造成中国科技硬实力不硬、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片面印象，与中国科技实力的实际不符，导致海外中国形象的“半边脸”现象，失衡、甚至扭曲、畸形，与向世界讲好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目标严重偏离。

从“人文+科技”到“科技+人文”传播范式的转型，标志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逻辑的根本性重构，不但能够矫正传统传播方式的偏差，而且能使中国的传播内容与世界关切更加对应，实现所传即所需，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从工具性传播革命性地成为传播本体的传播，从文化内容主导的传播成为文化生产主导的传播，内容从数字化的传统文化成为原生数字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和效能。

2.传播重心转型：从“文学+文化”向“文化+文学”转型

“文学+文化”传播模式是通过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以小说、诗歌、散文等为载体，在文学性传播基础上发掘中华文化的内涵，通过翻译、改编、新媒体传播、国际文学节等渠道，传播其中的民俗、历史、哲学等文化元素，通过影视、戏剧、游戏等改编，扩大受众范围，利用社交媒体、音频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提升传播效率，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形成“文学传播带动文化传播”的线性逻辑，是全球语境下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文化+文学”传播范式是以文化为根基、文学为载体，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国际化表达，构建“文化IP引领-数字平台扩散-文学经典增值”的闭环生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数智时代颠覆了传统传播路径，以《原神》《黑神话：悟空》《哪吒》等代表的文化IP带动《山海经》等典籍海外销量；而TikTok、小红书等平台短视频传播触发形成了“短视频接触→文化兴趣→文学探索”的新型认知链条；AI技术赋能中国文学翻译，“AI翻译+本土作家润色”模式解决了网文出海“语感流失”问题，翻译范式和效率都突破了传统翻译模式，译本更新速度与中文作品发表同步，中国文化正在重构Z世代的中国文学想象。

3.传播方向重构：从“顺向文化输出”向 “逆向文化输出”转型

“顺向文化输出”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主动、有意识地向外部世界传播本土文化的行为。与自然的文化交流不同，它强调通过策略性手段，如政策支持、产业推广、国际传播等推动文化产品、价值观或生活方式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涵盖语言、艺术、影视、饮食、科技产品、价值观等多个维度，旨在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服务于国家软实力提升、经济利益拓展或国际形象塑造。这种文化输出有利于增强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但也会导致文化折扣，使受众因文化差异难以理解传播内容的核心，本土化不足，甚至引发“文化霸权”的质疑，遭到抵触。

“反向文化输出”指海外创作者主动吸纳中国文脉基因，通过本土化再造形成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文化产品，最终形成“中国元素→国际创作→全球传播”的新闭环。这种传播范式突破传统单向输出模式，更能激发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诸如“中国神话+本土叙事”的混合创作风格，更加重视技术赋能，促生本土创作群体，变外推为内引，形成了“阴阳五行”构建赛博朋克世界观，“天人合一”理念融入可持续时尚品牌的中华文化深度本土化现象，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机制创新，文化颗粒度更加细化，跨次元的中外文化共生生态越来越具有活力。这种基于数字原住民自发创造的文化增值模式，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逐步完成从“他说”到“自说”的质变，正在重塑21世纪的文化地缘格局。

4.叙事方式革新：从“传统叙事”向“数字叙事”转型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模式正在经历一次以技术为先导的深刻变革，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也在从“传统叙事”向“数字叙事”转变，这种转变既源于技术革命对媒介生态的重塑，也反映了国际传播格局中话语权争夺的新趋势。

“传统叙事”依赖书籍、影视、报刊等线性传播媒介，受限于物理空间与传播时效，即使是国际性的传统媒介，触达率与互动性也都严重受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叙事”常常使中国文化符号如京剧、书法等在传播过程中陷入“文化解码困境”，海外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低，误读率高。话语体系存在代际断层，Z世代数字原住民接受信息更倾向碎片化、视觉化，“传统叙事”的宏大主题已不适应Z世代的信息消费习惯。

“数字叙事”以技术集群赋能传播，实现个体化生活叙事传播，比宏观叙事更易引发共情，CGTN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整合16国博主资源，敦煌壁画在虚拟现实中焕发生机，中国故事正在数字维度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图景，在数字文明时代书写新的文化源代码，这种转型不仅是传播载体的数字化迁移，更是文明对话范式的根本性变革。

5.体验维度跃迁：从“体验式传播”向“沉浸式传播”转型

“体验式传播”是指以海外受众参与为核心，通过吸引视觉、听觉等感官参与，以线下活动、社交媒体互动等方式创造记忆点，增加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感知度。体验传播注重互动，直接体验，people-people，容易引发感情共鸣、共情，但因为传播的单向性，受众基本上是被动接受设计好的体验内容，场景有限，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充分。

“沉浸式传播”是指借助技术（VR/AR/MR、全息投影、脑机接口等）和叙事手段（如元宇宙、互动剧）构建多维感官包围的“拟真环境”，使海外受众参与内容共创，从被动体验到主动参与，以个人行为直接影响传播内容，以个人情感丰富场景内涵，以虚实融合提升场景感染性，使传播目标与手段与受众融为一体，使听众的情感与身份代入传播场景，变被动为主动，传播为内吸。这种传播范式，全面革新了传播理念、用户角色和内容形态，符合新生代（Z世代、Alpha世代）受众追求“存在感”而非“观看感”的需求，在虚拟世界中实现自我价值，追求个性化沉浸。

这一传播范式的转变，实质上使传播从“功能满足”走向“意义建构”，受众从“接受者”变为“栖居者”，有利于提升传播的针对性、精准性。但沉浸式传播过多满足个性化沉浸、虚拟化呈现，就可能导致现实感疏离，故事碎片化，因此必须平衡好“自由探索”与“故事完整性”的关系，避免受众因此分层，更要警惕技术精英主义，以技术取代内容，甚至唯技术主义。未来的传播者需同时具备技术思维和人文关怀，才能在沉浸时代构建可持续的传播生态。

6.空间形态进化：从“现实传播”向“虚实共生传播”转型

“实体传播”是指以物理空间为载体，强调传播要素的实体性，如报纸、电视、书籍、文物等实体媒介，传播信息与载体不可分割，受众必须通过实物感受、了解媒介信息，如观赏敦煌莫高窟壁画需亲临现场，采取的是线性链条传播结构，即传播者→媒介→受众。实体传播是人类社会延续千年的信息传播体系，如甲骨文，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数字时代仍具有特殊价值。

“虚实共生”传播是指通过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技术，构建三维化的数字传播空间，如故宫博物院“数字故宫”，实现了文物展陈的虚实叠加体验。“虚实共生”传播实现了物理现实与数字虚拟的深度融合，形成了虚实互嵌、人机共生的新型传播生态，是人类传播范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当然，“实体传播”与“数字传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互补共生的传播新生态。即使是“虚实共生”传播，最终也是为了以更适合受众的方式实现“实体传播”期望实现的目标，其终极价值仍在于维系人类文明的物质根基与感官真实性，这是“虚实共生”传播必须保留的现实基准线。

7.输出层次深化：从“文化产品输出”向“文化范式输出”转型

“文化产品输出”以图书、电影、动漫、游戏等具象载体为主，包括《三体》《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原神》等。文化产品输出直接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计划、“文化走出去”工程，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提供税收优惠、出口补贴等。文化产品输出积累文化势能。

“文化范式输出”以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制度设计等抽象元素为主，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释道文化、国家治理模式、社会制度等等。人工智能正重塑文化传播形态，重构全球青年的认知框架、文化范式成为战略博弈新维度，叙事体系、教育体系输出和标准制定权争夺成为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文化范式输出有利于构建自主话语体系。

“文化产品输出”未来将为“文化范式输出”所取代，这是全球文化体系重构的必然要求，是21世纪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核心领域。未来“文化范式输出”将呈现“数字赋能、规则主导、平台承载、青年驱动”的新特征，并且必须平衡好文化主权与全球治理、传统价值与数字文明、范式输出与多样性保护等辩证关系，形成具有弹性包容力的新型文化生态。

8.传播策略迭代：从“全面撒网型传播”向“精准聚焦型传播” 转型

“全面撒网型传播”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点，政府主导，民间机构、企业、个人协同，传统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化渠道全面铺开，多元渠道、多样形式和多类受众的协同发力，广泛覆盖、多维度推广，实现多类受众触达，文化影响力最大化，影响面全覆盖，一把钥匙就能开所有的锁。

“精准聚焦型传播”是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受众偏好、政治环境等，分众化内容定制，文化资源与区域化、国别化差异深度适配，做到“精准投放”，如在东南亚、日韩等汉文化圈地区侧重共享文化符号传播，在欧美等地则通过现代流行文化降低接受门槛，在政治敏感性地区避免直接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突出民间艺术、美食等“低政治性”内容；与本土高校、智库合作研究文化接受度，避免“水土不服”，减少文化误读，实现文化共鸣，通过精细化运营助力实现从“让世界看到中国”升级为“让目标群体认同中国”。

9.主体形态蜕变：“传播主体中心化”向“传播主体元界化” 转型

“传播主体中心化”是以政府机构、官方媒体、实体文化组织、传统精英阶层为主体，以文化节、展览、演出、书籍、报刊、影视光盘为载体，以学术讲座、手工艺工作坊、语言教学班等面对面单向输出为依托，依赖传统媒体和外交渠道推广，内容顶层设计色彩明显，强调标准化叙事，避免多元解读，具有权威性与可信度，可使受众深度体验，更能传递文化细节，在维护文化正统性、触达非数字群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传播主体中心化”单向性和高成本导致传播效率相对偏低，传播范围有限，缺乏互动性，年轻受众参与感弱，标准化叙事也容易造成海外受众出现理解偏差。

“传播主体元界化”是指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正在从传统的政府、机构、个人等实体角色，向虚拟化、数字化、多模态化的“元界主体”扩展。央视的“小C”、新华社的“AI合成主播”，敦煌的“伽瑶”，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中国文化问答机器人”，《原神》中的“璃月”，NFT形式的非遗传承人形象等虚拟偶像、数字人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新兴主体，中外用户以虚拟化身共同参与文化传播活动，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使传播成为沉浸，理解伴随创造，文化叙事更具互动性和包容性。但“传播主体元界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文化失真，为了适应技术可能造成内容的简化、游戏化甚至曲解传统文化内涵，技术欠发达地区难以触达。而若依赖海外元宇宙平台，则难以确保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主权，可能导致文化话语权旁落。未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仍应坚持“人机协同”的多元主体共同完成。

10.平台架构变革：从“传播平台中心化”向“传播平台区块链化” 转型

“传播平台中心化”是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内容选择及话语权构建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特点，以中国政府为主导，通过孔子学院、文化节、媒体外宣等官方渠道推动，侧重传统文化符号如京剧、书法、武术的推广，传播叙事以中国话语体系为核心，强调“中国特色”。 “传播平台中心化”受国家战略驱动，是为了打破西方主导的全球媒体体系控制，打破“他者叙事”的被动局面，突破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确保中国文化安全。这一传播模式可能忽视目标文化的接受习惯，民间组织与商业机构参与度相对有限，对当代中国的多元文化呈现不足，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传统而非现代更非当代”，因此应避免“自我中心化”倾向。

“传播平台区块链化”是结合文化输出与技术创新的前瞻性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分布式记账，通过将文化内容上链，存证时间、来源、版权信息，可供全球验证，各节点由相关参与单位共同维护，解释权共享，减少中心化平台的偏见和地缘政治影响，激励海内外群体参与创作，人人皆可在自己的节点上维护信息的真实性，以最快的速度全网同步，信息共享，这不仅能增强文化传播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还能通过去中心化机制扩大全球参与，确保传播质量与价值共鸣。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范式的十大转型并不能全面概括数字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但一斑窥全豹，从一个侧面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范式已经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且还会继续发生新的革命性变化，未来将会呈现出“智能体主导、元宇宙承载、区块链确权”的三螺旋结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积极的准备，科学的决策，与时俱进，借力科技创新，务实动态建构数字文明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革新矩阵，韧性系统，创新范式，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始终与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并同步传播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和进步。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