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诈青年，隐匿在低耻感亚文化中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7日，缅甸妙瓦底，获救后的电信诈骗中国受害者。（视觉中国/图）

表面上，这是一份促成海外客户下单的销售工作，既不要求背景，也不看出身，只要员工愿意做、做得好，就能拿到一份可观的薪水。

实际上，销售们的工作内容却是假扮外国医生，使用公司给定的话术接触引流而来的海外客户，销售资质存疑的壮阳、妇科、减肥产品。所有受访律师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样的工作很可能被认定为诈骗，涉嫌触犯刑法。

2025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多家这样的“外贸公司”应聘：它们规模通常在20人左右，隐匿在城市人流密集处，如城中村、写字楼内的格子间。办公室门口没有公司名称，也不欢迎外人窥探。办公室内，员工有首购、复购、投流等不同分工，但大多数人每天的工作，是重复性利用话术本，通过翻译软件把“产品”卖给屏幕对面的用户，并按月销售额领取5%-30%不等的提成。

每次“成交”，销售就在办公室里说出自己的成交额，提醒财务注意银行账户的变化，主管能听见，其他人也能听见，整间办公室都充满干劲。但一到下班，哪怕超出一分钟，也不会有人再继续工作，大家的闲暇生活似乎与工作没有任何关联。

是否合法合规，是这个场景下最“不合时宜”的提问：求职者面试时提出这样的疑问，意味着面试结束了；试用期提出，HR会坚称工作合法，转而又让求职者自行决定去留；员工之间也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但当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做税务检查时，办公室会骤然安静，如果来者还要求拍照留痕，主管就会以“尊重隐私”为由拒绝，直到他们离开，有人关上格子间需要密码才能打开的玻璃门，大家才松一口气。在一些从业人员看来，这是一份“灰色”又“有一定风险”的工作。

在南方周末报道《隐匿的杀洋盘》中，一位因找工作陷入“杀洋盘”组织的亲历者出现了类似的感受。他回忆，当时领导和同事不会讨论这类工作“是否合法”，同事向他炫耀赚了多少钱，而“领导说我们只是暂时帮用户保管这些虚拟货币”，直到这位受访者自己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杀洋盘”。

“何为诈骗？何为合法工作？对于身处具体生活世界中的个体而言不总是泾渭分明。”2024年，赵芸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与其研究团队关注青年涉诈情况，并撰写《被动卷入与主动选择：青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过程性机制》。研究发现，如果将电诈每个环节的犯罪活动拆分开，它们几乎都能在合法世界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工作：“话务员”与普通的“客服”“网络推销员”都是接打电话；“车手”与“跑腿”“闪送”在工作形式上都是按需送货；“菜狗”的工作也不过是整理信息。

青年成了这种“工作”的主要参与者。赵芸和团队伙伴分析了2021年某地涉电诈犯罪的约200份案件笔录和190余份判决书，发现该市犯罪者中，35岁及以下的占比超80%。青年在面对这类犯罪时，有主动参与的，也有被动卷入的，部分犯罪者因缺乏风险意识和法律知识进入这个组织，但他们同时也受到犯罪动机、社会关系与亚文化的影响。

赵芸认为，电信网络犯罪当下能快速而隐蔽地发展，还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去中心化”的特点：一方面，犯罪组织可触达社会成员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个体被卷入大规模、有组织电诈犯罪中的概率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个体间、不同组织间的合作频率和程度显著提升，电诈犯罪的组织方式与合作模式也日益多样。“电诈犯罪与青年卷入不再是单纯的刑事犯罪问题，其本质是现代社会风险个体化及其应对。”

2025年6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对话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所助理研究员赵芸。在她看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青年在从事一些边缘性工作，而在这个时代，犯罪治理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怎么帮助更多青年们认识到电诈问题的复杂性，并把他们拉出多重诱惑的犯罪漩涡。

“工具人”

南方周末：关注电信网络诈骗从业人员的这些年，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个案？

赵芸：金融体系管理日趋严格后，犯罪团伙回收资金更困难，这两年出现一种“线上诈骗+线下运钞”的模式，他们采用线下运钞的模式洗钱。有时，犯罪团伙就会叫一个拉货司机来运钞。

南方周末：听上去像是这个司机为了多挣一份钱，但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

赵芸：对。司机遇到这种新情况，能否意识到自己身陷违法边缘，其实分人。权威部门的提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听进去。

南方周末：调研中怎么区分主动选择参与和被动卷入电诈的青年呢？

赵芸：其实很难像做量化研究一样给他们画一根线。我主要看他们一开始知不知情，以及知情后退不退出。针对“不知情”这一分类，当时区分了几种情况：一是到最后也不知情，这比较极端；更多是在过程中觉得不对就退出了；也有人过程中感觉到异常，但因为挣得多继续干。

即便意识到可能涉嫌犯罪，为什么继续参与，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可能和电诈犯罪的运作模式有关。他们有奖励机制，有自己的亚文化，青年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其行为的违法性，反而把从事这样的“工作”当作上升渠道，从被动卷入、被同化到主动参与。

南方周末：这些青年会参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哪些环节，他们是否都以基层工作居多？

赵芸：全环节。他们大部分从基层开始，比如我知道一个“85后”，两三年就成了一个小组织的头目。这种犯罪组织的运作很像正常公司，员工按照绩效来考核，只要“公司”活着，“上升渠道”就是明确的。现在大量电诈组织采用三层或四层组织架构，高层更多还是熟人网络，他们会处于一种同乡或者别的社会关系中。

南方周末：你的论文提到，“年少辍学、四处游荡、无所事事或以打零工维生”是电诈青年犯罪者们的群像。被卷入的青年此前处于怎样的状态？

赵芸：边缘。电诈犯罪组织里有这么多“工具人”，他们如何又为什么成为“工具人”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应该关注这样的群体，然后去思考、探索政府能做什么，社会能做什么，社会组织以及社区人员是不是能够介入。对于已经被卷入的人，我们是不是能给他们一些社会、心理层面的关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道德盲视”

南方周末：采访中发现有些人会错误地认为“杀洋盘”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轮反诈宣传，为什么还会这样？是大家不熟悉“杀洋盘”吗？

赵芸：不管“杀洋”“杀猪”还是其他，这都是一种诈骗，这是对事情的基本界定。只要知道什么是电诈，就知道什么是“杀洋”，只是有人不想承认，主观选择忽略。

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是不是有人在蛊惑受众，就像诈骗组织告诉从业者这种工作“合法”一样，他们是不是不仅给犯罪行为套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还套上了一件“正义”的外衣。

南方周末：在分析青年卷入犯罪成为电诈累犯时，你认为道德盲视效应催生低耻感亚文化，怎么理解这种“道德盲视”？

赵芸：“道德盲视”是齐格蒙·鲍曼在研究二战集中营屠杀时提出的概念。他发现集中营里的管理者本身都很体面，社会地位大多是中产阶级或以上，日常社会生活中都表现得谦逊有礼，也有父慈子孝的和睦家庭。但他们身处集中营里，也可以很自然地打开毒气，长期地、规模性地杀死同类。鲍曼认为，这是因为这些管理者产生了道德盲视，对于他们而言，打开毒气的动作与这些人死亡没有必然联系，他们只是去开了开关而已。

电诈中分工的精细化同样可能催生道德盲视效应，或者说人们被它影响的程度更深。在特定的氛围和情况下，执行者的动作与结果在他们的认知中被分开了。某一个环节里，电诈人员只是去打电话，他们不一定会联想到受害者的痛苦源于他的行为，也不愿深究或者故意忽略自己的电话可能导致对方家破人亡。

南方周末：道德盲视的后果“低耻感亚文化”又怎么理解？

赵芸：遇上偷窃我们可能会说“你看这家是小偷，手脚不干净，离他远一点”，但如果周围人都在做电诈，身处其中的青年不会受到群体的道德审判，不会有人说“你看这人是干电诈的，不要跟他接触”。他们对于电诈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有自己的亚文化，不以从事电诈为耻。一些青年不仅受亚文化的影响，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也是重要的诱惑。在外面只能挣3000元，但在这能挣3万元，还能得到所谓的“社会地位”，就有可能“合理化”自身行为，从被动卷入变为主动参与。这是一种不好的导向和奖励机制，无形中却能让受这种亚文化影响的人更加推崇这种犯罪。

南方周末：离开这种犯罪组织后的青年有可能继续回去吗？

赵芸：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样本，很难下定论。如果一个之前很规矩的人被迫卷入，他可能被吓到不会再进入；但如果一个青年所处的特定环境里，这种不好的氛围持续存在，一定会有反复进入的案例。

2023年1月17日，江苏扬州，民警为求职者、返乡毕业生讲解防诈骗知识。（视觉中国/图）

“去中心化”的挑战

南方周末：采访发现，“杀洋盘”或其他诈骗公司会伪装成跨境电商，招聘比如引流、销售、助播等岗位，吸引青年加入。你是否还知道其他可能会被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用来掩盖犯罪行为的岗位？

赵芸：很多，可以说所有岗位都有可能，比如通过主播来给诈骗引流的。主播说“小哥哥过来，我们这有一个投资项目，你看怎么样”。它最终是一个投资类诈骗，（主播）就会往投资的方向引流；如果是一个刷单诈骗，就会鼓励被害人刷单，说跟着干活能挣更多的钱之类。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这种犯罪伪装？

赵芸：你的任何生活方式都可以被利用成诈骗的伪装。被骗的人最经常、最习惯以怎样的生活方式出现，犯罪组织就会以对应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当犯罪与日常社会互动方式变得类似时，“找工作”“兼职”“朋友介绍”“给朋友帮忙”都可能成为电诈的陷阱。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结构呈现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的去中心化特征，这是指犯罪活动不以任何组织为中心，仅通过松散交易平等合作来完成。为什么“去中心化”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治理中的一种风险？

赵芸：去中心化概念其实对应的是中心化的管理，这与我的学科背景有关。公共管理关注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我们政府的管理体系是中心化的，它从政府辐射到其他主体，这种模式高效、有迹可循，特别是在我们的制度优势下，我们国家治理犯罪问题很多时候是非常成功的。

但新技术让电信网络诈骗能够向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发展，更多的犯罪呈现出组合式的犯罪结构。这种发展模式与互联网最开始的去中心化理念紧密相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家中就可以通过网络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类似的犯罪团伙也能通过网络，组合不同的技术、服务、设备为他们服务。当技术和结构可以灵活地组合、拆解、再组合、再拆解时，我们的犯罪防范就面临挑战。

具体来说，这种组合、分工的方式，让每个参与者所做的工作能足够简单，并呈现松散、合作的方式，从而吸纳很多无技术、无专业门槛的人加入。电诈组织能够掌握犯罪活动的全过程，青年犯罪者仅从事犯罪某一特定环节中的部分工作。它根本不需要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只要去一个地方“上班”：打电话、取钱、送钱，就可以了。

南方周末：中心化的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不够灵活吗？

赵芸：面临这样的新形势，在既有管理模式非常有效的情况下，也需要更快地做一些新的、持续性的调整。诈骗本身变得太快了，政府主导下大家正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拼命探索。我们如此快地出台反诈法，建立自上而下的反诈工作机制、协同联络机制，都是在努力地尝试、探索以及应对。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诗韵

责编 谭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