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邸制，即官员住房制度，政府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的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虽有居住权，却没有产权。这并不等同于“租房”，也不是“按揭房”，只是一种名义上的“住房”。正因如此，才有“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之称。

官邸制，承袭千年，经久不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日就让我们来浅谈中国官邸制度的发展。

趋向于制度化的官邸制

官邸制在国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英、美、韩等国的官邸制十分成熟，中国也不遑多让，甚至早他国不知多少年。

《汉书》中记载了一段故事：何并性廉洁，妻子不至官舍。

早在秦汉时期，政府就已经为官员提供“官舍。”而在《论衡·诘术篇》言：

“府庭之内，吏舍比属。”

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官舍规模较大，足以看出官邸制此时已经制度化，并且得到了推广。

官邸制的转变

秦汉时期，官员并不多，政府还能支撑数千人的开支用度，官邸制还是适用的。但唐宋时期，官员人数达万人，而一个官员拖家带口，少说也有一家四口，这样算来人数大概在五六万人以上。

人数的增长，导致官舍的规模增加。若此时还是实行官邸制，在自然经济情况下，国家也负担不起庞大的开支。因此官邸制呈现两极化——德高望重的大臣免费住官邸，依旧是官邸制；品阶低的官员租住官邸，实行租房制。在白居易所写的《卜居》中称：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此时白居易活生生一个“北漂族，”将“无房”的辛酸道尽。白居易作为礼部主客郎中，官居正九品，是没有资格享受免费住房的，所以白居易只能在京城东郊租了一间茅舍。

宋代也是如此，因此设有专门的“房管局”，当时称店宅务。朝廷规定在京都任官无私房的，可以申请租住，也就是所说的“僦舍而居。”

僦舍而居，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却让办公变得繁琐。官邸制，分配的房屋一般都在一起，也就是“机关大院。”而租房却不尽然，朝廷之所以拥有大量的房产，多是收缴、征用等方面得来的，所以出租房并不集中，这也出现了城东住一人、城西住两人的情况。

官员下班之后，各回各家。若是有紧急公务，只能由吏员“东市找员外、西市寻郎中”。为避免这种情况，“机关大院”产生。元丰初年，“八位”产生，也就是所说的“机关大院”。“两府八位”分配给重要官员免费居住，至于其他官员还是保持“僦舍而居。”

至于元朝，“僦舍而居”依旧没有多大改变。

到了明朝，“僦舍而居”变成“买断房。原本的国有住房变成“机关住房”，机关从国家处买下房子，将其供给给机关官员。但因为房子隶属于机关，所以官员升迁、贬斥，都需要将房子退还，这和现代的“机关大院”十分相似。

而离我们最近的清朝，官邸制再一次进行了变革。为照顾旗人，清政府在内城修建有专门房舍，按照品阶给旗人分配——一品二十间、二品十五间等，这和现代的“福利分房”十分相像。而那些实在住房困难的旗人，清政府还会采取指扣俸禄、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住房困难的旗人有房子住，这点和现代的“经济适用房”相似。

当然，这只是京都的住房制度，稍显复杂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从原有的“官邸制”出发，衍生出来的“福利分房”、“经济适用房”等，也不过是“官邸制”的另外一种形式。在地方上的住房制度就显得简单一些，也就是完全的“官邸制”。因为地方政府，采用“前办公、后住房”的基本建筑措施，因此官员升迁、贬斥，也是需要归还住房的。

现代住房制度的改革

“以权谋房，”早几年是一个社会级现象。建别墅、低价购房、滥建等，更是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腐败问题。

1998年之前，实行的还是“福利分房”，这也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产物。“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已成为常态。

改革开放之后，住房制度进行改革，住房公积金产生。但就是这个阶段，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改革刻不容缓。为了防止腐败、培养干部，“官邸制”再一次出现在中国住房历史上，这一次“官邸制”得到更全面的释义。